中國太陽能產業資訊網薦）時光荏苒，2014年即將度過。這一年，能源行業發生了很多值得我們回望的事：從國家領導人提綱挈領提出推動能源革命的表態，到相關部委落實政策的密集出臺；從國內光伏企業轉戰海外面對不公的奮起抗爭，到核電領域自主創新走出國門的足夠豪邁；從中俄簽署世紀大單的大手筆，到“稅價同調”的短平快；從APEC《北京宣言》的共同簽訂，到原油期貨上市工作已進入實質性的推進階段……這些無不意味著中國正在以越來越成熟、自信的姿態出現于世界舞臺。
內外形勢倒逼綠色轉型
在不久前剛結束的APEC會議上，習近平總書記在正式場合兩次提及”能源革命”，一次是11月9日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的演講，一次是在11月11日APEC第二十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的開幕辭中。
在政策層面之外，國內外當前面臨的一系列問題，也催生了電能替代和綠色消費轉型的加速推進。
從國際的動向上看，能源低碳化趨勢越來越明顯。作為綠色發展先鋒的歐盟，已經從法律體系、市場組織、技術變革中把低碳化做到全球領先的地位。同樣，美國現在也緊隨其后，逐步發展。
但從我國的發展現狀來看，經濟也進入深度調整期，能源發展將從過去十年的數量擴張型轉變為調整結構為主，其中，能源替代尤為重要。因為當下全球能源的發展趨勢是以人為主，讓規模擴張的能源發展受到生態發展的制約。但在中國無論是水、土地、環境、植被已經達到了負荷的極限。即便在這種情況下，一些地方還在賣地、擴建，環境恢復空間沒有留出來，反而還在被繼續侵占。這和國際發展的大趨勢極為不符，因此需要調整思路，有一個積極的措施。
從國內的現實情況看，逐漸嚴重的霧霾也讓人們關注綠色轉型。因為霧霾已經不是一個地方的問題，是整個中國中東部的問題。
公開資料顯示，大氣污染在1961至1965年基本沒有出現，當時空氣好的時候能見度能達到20公里，但到1975年左右，能見度開始然后慢慢變差。到1991年到1995年，已經有很多地方的空氣基本上見不到15公里外了。而在進入本世紀以來，大氣污染的態勢逐年嚴重。
當下，除了西藏和某些時候的青海，其他地方都不同程度都受到污染。所以，即便東部把污染企業轉移到中西部去，實際上也已經沒有多大空間，治理污染期望完全靠產業轉移已經不行，僅靠控制終端消費也完全不行，最重要的是減少煤炭消費總量。
推動能源革命強化源頭治理
霧霾來襲、水體污染、土壤侵蝕……近年來，環境污染問題成為困擾政府和公眾的難題。在經濟“新常態”下，公眾對于清風藍天的期盼，正成為巨大推動力，引領著發展方式的轉變、能源革命和治污長效機制的構建，節能減排、環境治理的“攻堅戰”進入新的階段。
與能源生產消費相關的排放是環境污染的重要來源之一。“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費國，伴隨能源生產和消費的快速增長，環境污染問題不斷凸顯。”中國能源研究會常務副理事長周大地說，我國能源結構以煤為主，開發利用方式粗放。
當前，我國50%的煤炭用于發電，為推動煤炭清潔利用，我國在今年9月出臺《煤電節能減排升級與改造行動計劃（2014－2020年）》。這是我國從能源生產消費入手，強化環境源頭治理的重要舉措。
2014年以來，控制能源消費總量、優化能源結構成為重中之重。
篇幅近萬字、規劃時間跨度6年的《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（2014－2020年）》日前出臺。行動計劃明確，到2020年，一次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在48億噸標準煤左右，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在42億噸左右。
在能源結構優化方面，行動計劃將清潔能源開發利用放在重要位置，明確到2020年，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%，天然氣比重達到10%以上。同時，水電、風電、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發展目標更加明確，新能源戰略脈絡清晰可見。
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第三研究室主任王金照說，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的出臺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，將成為我國優化能源結構、促進節能減排的“先手棋”。
改革步入深水區
能源革命，無疑是今年能源界最為熱門的熱詞。
自2013年6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首次提出“能源革命”的概念后，不同背景、不同專業、不同利益訴求的群體和個人就對“能源革命”展開了不同的闡釋。
“能源體制今年沒有改革，明年應該會有。”能源學者林伯強這樣說道。
林伯強認為，當前煤炭行業增速放緩，煤炭產能大幅過剩，煤炭價格急劇下跌，此時將煤炭資源稅由從量計征改為從價計征，恰逢其時。同樣“難產”多年的可再生能源配額制新方案也傳出消息，已于2014年8月修訂完畢，即將出臺。
可再生能源電價高，缺乏市場競爭力，必須依靠配額制將發展可再生能源規定為電力公司的法定義務，才能保障其發展。但是，作為《可再生能源法》的核心內容，可再生能源配額制多年來一直未能強制實行。尤其讓風能界人士不能接受的是，由于電力體制改革未有實質性進展，大面積棄風限電成為風能界難以言說的痛。
不過，11月初深圳輸配電改革試點又再次燃起了人們對電改的希望。據了解，此次深圳的輸配電價改革，將改變現行電網依靠買電、賣電獲取購銷差價收入的盈利模式，電網運營成本將被合理確定，形成獨立的輸配電價。在獨立輸配電價體系建成后，還將積極推進發電側和銷售側電價市場化，打破電網壟斷電力銷售的格局。
近日，多個消息稱，新電改方案已經上報相關部門，有望年底出臺。據悉，該方案將在深圳試點的基礎上再進一步。“預計真正能破除電網壟斷的電改將在2015年實質性鋪開。”一位業內人士在接權威媒體采訪時說。
油價持續大跌會讓新能源感冒嗎
而當新能源發展勢頭愈燃愈旺之時，國際原油價格的持續下跌，會否為新能源兜頭澆下一盆冷水？
2014年的11月，對于國際能源而言，原油價格的暴跌成為最重要的事件。僅僅一個月時間，國際原油價格就下跌25%。11月27日石油輸出國組織宣布放棄“減產保價”，至11月28日，美國西得克薩斯輕質原油（WTI）價格與26日收盤價相比，暴跌近10%，跌破67美元/桶，創5年新低。
令人不可忽視的是，可再生能源的興衰，實際上和油價波動息息相關。新能源經貿觀察人士劉豐分析，時下的原油價格大跌，也有人提出可能會影響光伏、風電等新能源發展的警告。“畢竟，由于技術的制約，這些新能源的價格還是偏高。大量新能源的接入，也會對現有的能源系統穩定與安全產生影響。”
中國石油大學（北京）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劉毅軍認為，這種影響要從更長的時間來分析判斷，因為產能的形成與整體的需求有關，油價的長期價格才會影響投資，短期會影響市場。“如果國際油價在一兩年的長期時間里，低于90美元，那可能會對新能源市場造成影響了。”
分析油價下跌的原因，劉毅軍說，這其中除了外圍經濟形勢的影響，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美國非常規資源，“美國的非常規油氣資源開發是有成本的，其產能的釋放到一定程度會加以收縮，油價的回升最終也會有賴于全球經濟的回升，這些都需要一個長期的時間來觀察。”
隨著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要求，高耗能高污染行業退出市場，新能源發展已是勢在必行。“這是有市場需求的，不只是受油價影響。”劉毅軍稱，隨著環境稅的開征等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，從長遠來看，中國清潔能源的市場和機會是大可預期的。
2050年可再生能源發電有望主導電力系統
日前，中國、丹麥可再生能源發展項目發布《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路線圖2050》研究報告，提出2020年、2030年、2050年國內可再生能源高比例發展情景，2050年風電、太陽能發電有望主宰電力系統。
發改委能源所副所長王仲穎介紹，按照研究設計的情景，電力占整個終端能源消費60%以上，電力供應中非化石能源發展占比達到91%，可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達到86%。如果以上目標能夠實現，我國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重金屬的各種污染物排放量將低于1980年的排放水平。
在風電發展規劃上，根據項目研究，在基本情景下預計2020年風電裝機2億千瓦，2030年4億千瓦，2050年10億千瓦；在積極情景下預計2020年風電裝機3億千瓦，2030年12億千瓦，2050年20億千瓦。
報告認為，我國風能資源潛力在30億千瓦以上，在現有風電技術條件下，足夠支撐20億千瓦以上風電裝機。到2050年，在基本情景下，風電累計投資12萬億元（2010年價格）；在積極情景下，風電累計投資24.5萬億元（2010年價格）。
在發展路線上，2020年前，積極有序開發陸上風電，開展近海風電示范；2021-2030年，陸上、海上風電并重發展，并開展遠海風電示范；2031-2050年，實現在東中西部陸上風電和近海風電的全面發展。
國家可再生能源中心副主任高虎說：“總的來看，我們國家風能資源足夠支撐我們大規模風能發展的目標。國家也規劃了九個千萬千瓦級的風電級別，布局在三北和沿海地區。我們對七大基地各個時間節點發展做了研究，結論是七個基地經濟可開發量可以達到10億千瓦以上。”
在太陽能發展規劃上，基本情景下預計2020年光伏發電裝機1億千瓦，2030年4億千瓦，2050年10億千瓦；在積極情景下預計，2020年光伏發電裝機2億千瓦，2030年8億千瓦，2050年20億千瓦。
而在光伏發電中，分布式光伏市場份額將逐漸擴大，近中期內將和地面電站開發持平；中遠期看，分布式光伏受建筑資源飽和的限制而趨于市場穩定。集中式光伏電站將由于足夠的荒漠戈壁資源、電網建設和消納能力的加強而更具強勁開發潛力。
除此外，項目組特別注重發展生物質能（以剩余物和廢棄物作為原材料）。目前，我國生物質能利用量只有10%。按照發展路線圖，預計未來生物質能源資源將達到6億噸標準煤左右，2050年生物質能產業將提供超過3億噸標準煤的產品替代化石能源，拉動投資1.56萬億元。
目前，發展可再生能源已經是國家的戰略選擇。近期國務院印發的《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（2014-2020年）》提出“綠色低碳”的發展戰略，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%，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提高到20%左右。
“在發展清潔能源上，我們想的不是技術問題，更多的應該是利益問題。我們還沒有建立起適應可再生能源特點的電力運行管理體系，沒有建立起優先利用可再生能源的理念和意識。”史立山說道。
來源：太陽能熱利用國際交流平臺
